It was an honor to be interviewed by Territory, a media company in mainland China, about my ‘comfort women’ book and the need for a new sincere apology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at brings healing to survivors; why we need racial conciliation among East Asians and about the ‘comfort women’ movie I’m working on. After hearing feedback from several Korean Canadian & 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women in Asia, I sense there is a new women’s movement for justice afoot.

“有一种境界,一旦触及,就不会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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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时髦的观点是不要打扰幸存者,一切会过去。但时间只带来压抑或麻木。“当几位日本基督徒跪地道歉,我泪流满面。” “许多人愿意在经济上帮助慰安妇,只有你们关注她们的心。”韩裔姐妹柳世真说,“没有认罪和饶恕就没有未来。”

12月13日,是第五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柳世真希望自己的书《不再沉默》(中文版)能在此前顺利付梓。从2001年开始,她辗转于亚洲各地采访二战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历时14载成书,但她始终认为这本书如果没有在中日韩三国出版,那么它的意义和力量就会大打折扣。

今年的十一长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人潮汹涌,而相隔几公里的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却颇显冷清,这也正是柳世真如此心焦的原因,“从20多年前第一名慰安妇金学顺老人公开指认日军性奴役暴行到现在,时光流逝,她们在慢慢死去,但人们的目光似乎仍在游离……” 

亚洲战场的慰安所分布

时隔十年的采访

1991年夏天,加拿大温哥华。一个中产阶级的韩裔基督徒家庭,高中生女儿正在听妈妈讲述在韩国报纸上看到的有关“慰安妇”的历史报道。当时学校开设关于二战的课程,她去图书馆查阅了将近20本相关书籍,却没有一本提到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年轻女孩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

“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很重要很真实的部分,但为什么无人提起?金学顺当年被抓走的时候正与我同龄!这让我对日本人产生了无比的憎恶,连楼下的日本邻居家男主人都让我反感和惧怕;我痛下决心,长大后要成为人权律师,让那些丧心病狂的日本男人付出代价……15岁的我充满了愤怒。”柳世真说。

从那时开始,她开始更多思考自己韩裔的身份,思考什么是社会公义。她看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特蕾莎修女的故事,她期盼自己也能为这些可悲的女性去战斗!直到19岁的暑假,她生命迎来另一次改变。

“那年我即将读大三,和教会的朋友去探访洛杉矶一个非洲裔美国人聚居的贫民窟。我们走进一栋建筑,里面有许多非常小的房间,挤着黑人妈妈和她的四五个孩子,到处都脏兮兮的,还有刺鼻的尿味儿……你很难想象在美国有如此可怕的贫困。我看到上帝对我的保守,看到自己的渺小,唯有祂的爱才能改变……我心中那股由愤怒驱使的‘正义感’一下被拿走了。我开始向神祷告,你让我看到这些,你想让我做什么?你要怎么使用我?” 柳世真坦言,出生于基督徒家庭的她从小听了很多道理,常把约翰福音3章16节挂在嘴边,但是真正令她愿意放下自我、寻求上帝心意的原因,乃是看到自己想法很多却无法实践的“无能”。“当然,我心中对日本还是有苦毒和厌恶,但人权律师的梦破了。”

大学毕业后,柳世真去了加拿大一间电视台做记者。2001年7月,一位名叫金顺德(Kim Soon-Duk)的幸存者从韩国首尔飞往华盛顿,出席美国“众议院共同决议案第195号”的听证会并作证言,该议案内容即为敦促日本政府应该明确、清楚地向二战受害人道歉、给予赔偿,并为日本政府以拐卖妇女、女童来提升军事力量的行径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同时正确教导日本下一代有关日本历史中军国主义实施性奴隶制度的史实。

时隔十年,当柳世真再次接触慰安妇问题,她感恩自己不再只是愤怒,而是立刻行动,去采访金顺德本人。她将这个“难以置信的悲惨的”故事记录在《不再沉默》一书中——

金顺德十六岁那年,日本人来到她的村子,告诉她可以去日本当一名临时护士。日本人从每家挑选一名女孩后,就把金顺德和其他五十名十五岁至十七岁的女孩子一起带上了船 。……船在中国上海靠岸后,女孩子们就被带到日军妓院。没有人告诉她们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一个士兵接着另一个士兵进来,根本没有间歇时间。有些女孩子尖叫着,后来声音就渐渐弱了下来……从此,金顺德开始了长达三年被日本兵蹂躏的性奴隶生活。很多女孩子都选择了自杀,金顺德也曾三次试图自杀。“每天都有士兵排队,”她说,“我的身体非常虚弱,不能坐着,一直在大量流血。当日本部队移动时,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跟着动。我想死,太痛苦了。语言根本无法描述。”

柳世真在华盛顿采访幸存者金顺德

当日本基督徒跪下道歉

“你可以转头故意看向另一边,但你再也不能说不知道。”这是英国废奴运动领袖、清教徒威伯福斯的名言。柳世真知道自己无法转头不看。这次采访过后她开始走访更多中韩的幸存者,同时研究相关的政治和法律议题:为什么日本政府可以屡次忽略和推脱国际社会的谴责?个体的受害者是否可以在战后要求道歉和赔偿?为什么二战后犹太人可以顺利得到赔偿,而亚洲受害者的权利却一再受阻?

随着探寻的深入,她越来越看到人性的罪恶,绝不仅仅表现在一群施暴的士兵,而是这个世界都充满了不公义——强大的民族可以歧视弱小的民族,强大的政府可以湮没个体的声音,甚至,生活平稳的多数人会无意识选择忽略少数正在或过去经历痛苦的人。尤其是在耻感文化盛行的东亚地区,如果一个女性或一个小群体过去经历了难以启齿的痛苦,那么她最好选择不要开口,以免家族和社会陷入难堪;最好是随着时间流逝,她们的伤口可以自动愈合。

柳世真曾一再询问幸存的慰安妇:你现在想要什么?无一例外,受害者渴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渴望来自日本政府真诚的道歉和赔偿,同时她们希望类似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十几年来,柳世真和亚洲各国的社会活动人士为此努力,但却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正面回应,少数赔偿款都是来自一个日本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募款。

“难道不会感觉绝望吗?这件事对幸存者来说有意义吗?耗费如此多的心力,以及漫长的等待去争取一句道歉,值得吗?” 她也常自问。直到2009年,在新加坡的一间基督教会,柳世真当面接受几位日本基督徒的真诚道歉,她才体会到道歉的医治作用。

“当时,几位日本的弟兄姊妹跪在地上,代表日本向在场的中国人、韩国人道歉,我泪流满面。我并不是受害者,没想到这个行动会影响我,也释放了我多年来的仇恨。同时,我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因为我也是女性,这些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其次作为亚裔移民,我是香蕉人,身份认同的痛苦贯穿我的成长期。二战中,日本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和韩国的种族歧视造成了战争中的暴行。”

忆起当时的情形,她再次流泪:“如果说民族间的仇恨可以和解,那么你首先要尊重受害者的需要。谁能承认自己的罪呢?如果他们一再被蒙蔽不晓得自己犯过罪,又或者他们知道了却没有勇气面对承认的后果,因为施暴者也害怕被审判。”

在《不再沉默》中,柳世真提及自己采访日本二战老兵的经历。其中一位接受采访时一直不敢直视她,目光躲闪。当她认真说出那句,“作为一个韩国基督徒女性,我愿意饶恕你,并不是代表慰安妇,而是代表我自己。”对方定睛看着她,长叹了一口气,好像释放了很深的重担。“另外一个老兵真的曾经参与过强奸,我的翻译在旁边说,不要说‘你原谅’,我就没说。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因为他最需要被医治和释放。”

曾因工作在北京生活六年的柳世真,常询问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得到的大都是负面答案。“也许现在情况稍好一点了,大家都巧妙地避开历史问题。” 她记得2005年,有一个很甜美的基督徒女孩回答这个问题时,面部一下子扭曲起来。“当那些日本基督徒跪下道歉,许多在场的中国人泪流满面。我就知道,从基督而来的爱使我们不一样。我不认同你的罪恶和伤害,但我不会一直让自己在仇恨之中。曼德拉说,如果你不去饶恕,你就变成了在监狱里的人。”

医治大河团队探访幸存者

道歉是既祝福中国也祝福日本的事

柳世真在新加坡遇到的那群日本基督徒,来自一个名叫“医治大河彩虹之桥”的中日和解事工团队。这是新加坡的基督徒简翠媚和东京的基督徒长谷川智子共同创立的。2008年以来,这个团队每年都到中国当年的日军侵占区,探访二战幸存者,借着诗歌、舞蹈、书法的方式表达她们的道歉和祝福,与她们分享福音。

其中有一首表达忏悔的诗歌最受欢迎——

“我伫立在这片宽广辽阔大地,

为这个领土献上祝福。

我俯瞰这大河,

冀望千山万水明月星辰,

能够永远灿烂耀眼。

请原谅我侵略过这大地,

践踏万民的人格尊严。

现在我们放下刀枪和火药,

用真心真意献上深深祝福。”

作为一群没有亲历战争的日本基督徒,要选择在中国人面前“跪下恳求原谅“这样情感浓烈的动作,实在不容易。首先必须要清楚承认日军侵华的真相,屠杀、强暴等恶行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同时也认为道歉是一件既祝福中国也祝福日本的事。智子姊妹感受到历史的伤痛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她说,她相信上帝喜悦这样真正的和好。

2008年7月,作为二战结束后六十多年里首位前来谢罪的日本男性,藤江(Fujie)牧师经由医治大河团队去到山西探访受害人。“我认为藤江牧师的道歉极其重要,因为所有引发二战的决定、政策实施都是由日本男性领导人作出的。”柳世真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刚刚四岁。我后来才了解到日本军队在二战时期犯下许多罪行。我们和那些二战日军都是同胞。现在我们知道了历史真相。我们来到中国,向你们表达我们的道歉,也希望将我们的爱分给你们。”藤江牧师说,“在此,我谨代表日本人民,特别是日本男性和日本军人,郑重地向你们道歉,为长久以来你们曾经历的苦难道歉。此次之行,我们是来谢罪的,我们还需要不断地为这个罪行道歉。我深知,妇女和儿童都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她们是无辜的。”藤江哽咽地说不出话。

一位受害人指了指自己胳膊上被日本士兵刺伤的刀疤。藤江牧师上前抱住受害人,他们相拥着哭了。自从老人被强征为日军性奴隶以来,这是她第一次看见日本男人。后来简翠媚在接受CBN采访时透露,正是在那次藤江牧师探访期间,有三位老人接受福音、决志信主。

柳世真认为,真正的和解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双方将罪恶暴露于光明之下使之无所遁形,施害者甘心道歉,受害者甘心缝上伤口,这样罪恶带来的伤害才能被医治。“但,只有日本的一些基督徒愿意最先站出来真诚地道歉……他们是真正被福音得着的一群人。……但他们自己在国内也是被逼迫的,甚至在教会也被人看不起。其他人觉得他们很奇怪,同时觉得这些事很羞耻,不愿提及……他们选择沉默。”柳世真提及,医治大河团队在日本国内所受到的误解和排斥。

在出版《不再沉默》的英文版时,柳世真在社交网站上作推广。许多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来骚扰,在柳世真的主页留下非常粗鲁的信息。她坦然承认自己很生气,但同时也愿意为他们祷告,求神开他们的眼睛。

“如果任由我15岁的想法延续下去,今天我可能是一个愤怒的社会活动家或愤怒的律师,用我自己的才干去抗争。但现在我有上帝。只有在基督里,一个最丑恶的人才有出路得着神白白的赦免,不需要任何的功德善行。我不是说战争中的日本人配得这份赦免和饶恕,但作为基督徒,我们希望这些罪恶带来的伤痛和憎恨能够被挪去。”柳世真说。

医治大河团队和幸存者一起祷告

今天,为什么还关注她们?

相较于十几年前,近来慰安妇问题在中韩获得了更多关注。去年8月,在国内上映的一部慰安妇题材纪录片《22》引起强烈反响。票房大热之际,也有人质疑内容单调、冗长、无聊,一点也不能让人感动。

导演郭柯则回应说,无聊和孤单就是老人的生存状态,不愿迎合观众,也不愿过多展示老人们的伤痛,给他们造成二次伤害。许多人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不用太关注过去的伤痛,老人们就这样平静地生活到离开世界就好,时间能医治一切。

但实际上,常年探访老人的简翠媚告诉柳世真,一些受害的老人几十年后仍然会梦到自己被日本士兵侵害,一旦在电视里看见日本兵形象就会陷入恐惧,她们的脑海里就会浮现过去在慰安所里的情形。这些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很多受害人都生活在压抑中,对她们来说,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是很需要勇气的。然而一旦当她们意识到由于时间太久,中国政府已经放弃公民个人索赔的权利,因此自己得不到任何道歉和赔偿的时候,受害人及其家庭就会陷入绝望与压抑。

对此,最早在山西帮助慰安妇、深受奶奶们信任的民间公益人士张双兵也持有不同意见。他曾作为许多团队在当地探访的向导,包括医治大河和纪录片《22》的拍摄团队,也在《22》中出镜。他对柳世真说:“许多人愿意提供经济帮助,但只有你们关注她们的心灵。常年与律师、民权团体接触,也见到许多受害人,现在我终于相信这些受害老人们不仅需要得到战争受害赔偿,她们的心灵更需要得到医治,得到永恒救赎。”

在采访快结束时,柳世真提到,当七八年前,她面对丈夫出轨、婚姻失败的经历时,自尊被践踏、那种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却无论如何不愿启齿的感受,让她对慰安妇的羞耻感有了一点点同理。是上帝的爱令她重拾信心,知道自己虽然不好,仍然值得被爱,虽然失败,仍然可以靠祂走下去,靠祂的爱去帮助别人。现在,她已经与一位弟兄进入婚姻,夫妻一起服侍带给她很大的满足。

“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就只会讲述悲惨绝望的故事,不会意识到上帝那里还有饶恕和爱的力量;我就只能接受现状,或者愤怒地争取日本的道歉和赔偿,又在无限期地等待中连自己也变得抑郁,不知道还能为她们做些什么。但今天我不只是作为记者在关注这件事,我首先是基督徒,我看到历史的罪恶和伤痛可以在神的手中被翻转,慰安妇破碎的灵可以在信仰中得着医治,我真的看到她们拥有信仰后的改变。我不仅是旁观者,我也用祷告参与其中。人的罪恶在祂那里有出路,上帝所给的喜乐和平安是这世界不能夺走的。”

今天,受伤害的女性比比皆是,残酷的历史仍在重复,比如在ISIS控制的地区,强制性奴役依然在发生。今年的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在关注战争中的性暴力。在现代文明包裹下的都市,全世界有超过450万被迫卖淫的妇女和女孩,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每年从色情产业攫取巨额利润,而中国男性是日本AV产业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罪是彼此关联的。“我们需要医治旧伤口,没有认罪和饶恕就没有未来。”柳世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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